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中國由此邁入一個新的歷史征程。十八大描繪了今后十年乃至更長時期的發展藍圖和發展道路，中國經濟增長路徑和結構將因此經歷深刻變化，以往的國家盈利模式也面臨新拐點。
數據顯示，2002年十六大以來，到2011年，扣除價格因素，中國GDP總量增長1.5倍，人均GDP增長1.4倍。十八大報告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根據測算，若要在十年中完成上述兩項目標，需要達到年均7.2%的增速。與過去十年10%的年均增速相比，看起來有些保守，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下移，這一目標實現起來并不輕松。
中國能長期持續高增長，主要得益于三大紅利：要素紅利、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這三大紅利支撐了中國黃金發展30年。然而，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制度變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紅利所提供的長期增長動力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0年歐債危機及其引發的全球經濟變局，助推全球經濟步入全面深刻調整的新時期，各類國家不同程度地面臨以深化調整來促進發展的艱巨任務。中國也不能不重新審視和調整未來增長之路，進入一個增長格局不斷轉換的新時期。
第一，外延型經濟增長向內涵型經濟增長轉變。中國未來必須向要素要效率，要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人力資本加速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內涵增長轉變。
第二，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長轉變。這也是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的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近年來，世界消費與儲蓄格局一直都是“失衡并超常增長著”。全球失衡系統中，“中國儲蓄、美國消費”，美國成為中國的消費主體，中國成為美國的儲蓄主體。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儲蓄—消費格局正經歷著重大改變，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征和趨勢，就是中美都向有利于本國均衡的方向收斂。完成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標，將釋放出約64萬億購買力，這一龐大的內需市場，將成為引領中國乃至全球持續增長的新動力。
第三，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國際資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大量國際資本在中國的使用，是中國加速工業化、市場化進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因。30年前開始的對外開放，是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外資引進、資源開發、補償貿易等開始的。這些方式，是當時中國根據低發展水平作出的現實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戰略選擇，也是當時中國缺乏資本、先進技術和融入全球經濟能力的階段性特征。正是這種發展階段性特征，使中國走上了以本國低級要素吸引外國高級資本要素的道路，同時也決定了，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資本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輸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獲得大部分利益。
歸根結底，一國經濟的發展，取決于本國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今日中國在全球金融中的權重越來越大，擁有90萬億元人民幣銀行資產，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然而，當前中國資本“量大質低”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能否實現由積極爭取貿易優勢向培育更高層次的資本競爭優勢轉變，進而實現資本戰略的重大轉型，對其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演進路徑。從立國到強國再到富國，中國走過了60年波瀾壯闊的歷程。現在，中國又站在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中國國家盈利模式能否實現新的轉變，將決定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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